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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自传》小说最新章节免费阅读第12页

时间:2020-03-08 08:01:29编辑:蝶霜飞

”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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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玻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并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

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见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埃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

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协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家协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这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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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

我的噩梦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却得到一身的后遗症。这两天天刚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对我说:“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讲过三次,这就是说三天我都在做噩梦。

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现在还应当加一句:和“文革”以后。这样说,并非我揪装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随想”中我讲过,我怎样在梦中跟鬼怪战斗,滚下床来。后来我又讲我怎样将牵引架当作堂·吉诃德的风车。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后患感冒发烧,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见的却是房间以外的梦景。为了照顾我特意睡在二楼太阳间的女儿和女婿听见我的叫声,吃惊地来到床前,问我需要什么。我愣愣地望着他们,吞吞吐吐半天讲不清楚一句话。我似清醒,又似糊涂,我认得他们,但又觉得我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个世界。四周有不少栅栏,我接近不了他们。我害怕他们走开,害怕灯光又灭,害怕在黑暗中又听见虎啸狼嚎。我挣扎,我终于发出了声音。我说:“小便”,或者说:“翻身”,其实我想说的是“救命”。但是我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周围刀剑似的栅栏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孩子们又关上灯放心地让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一连几天我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在梦中重现;一些人的悲惨遭遇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幸而药物有灵,烧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够断续地安静地睡三四小时,连自己也渐渐地感觉到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梦作斗争我只有失败的经验。不说做梦,单单听到某些声音,我今天还会打哆嗦。有一个长时期,大约四五年吧,为了批斗我先后成立了各种专案组、“批巴组”,“打巴组”成员常常调来换去,其中一段时间里那三四个专案人员使我一见面就“感觉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向萧珊诉过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的噩梦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断地来,而且越来越凶相毕露。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经缴械投降,“认罪服罪”,你们何必杀气腾腾,“虐待俘虏”。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像虎狼那样嚎叫。可是我站在他们面前,听见一声叫骂,立刻天旋地转,几乎倒在地上。他们好像猛虎恶狼扑在我的身上用锋利的牙齿啃我的头颅。不是钢铁铸成的头颅怎么经得起这样地啃来啃去?我的伤痕就是从这里来的,我的病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一身的玻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伤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经系统的病住进医院了。

再忆萧珊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每夜临睡前,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夜并不静,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搅拌混凝土。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原来是我的耳鸣。

这一夜是我儿子值班,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

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在我们家中,楼下寝室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小声嘱咐我:“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住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埃”……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我站在床前,她含泪地望着我说:“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无声地哭唤:“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用铺盖蒙住脸。我真想大叫两声。我快要给憋死了。

“我到哪里去找她?。”我连声追问自己。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

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车子的驶近,等待着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

后来“文革”收场,给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川”字的愁颜。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住她,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哪怕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访日归来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

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尧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

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玻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地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记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

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埃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习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杆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在京王广场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嘲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见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作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作“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的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

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着:“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

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零几天了。病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

在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来探望的亲友)对我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现在要靠锻炼。”回到家里我也对所有的来客说:“我要靠锻炼。”但我并没有方案,并没有计划;这个人说,该这样动好,我就这样动动;那个人说,该那样动好,我就那样动动。精力不够,在楼下太阳间里来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时让别人扶着下了台阶绕着前后院走了一圈,勉强可以对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这里所谓走是指撑着木拐移动脚步,家里的人不让我独自走下台阶,我也不敢冒险。

我睡在二楼,吃饭、活动、看电视都在楼下。上下楼梯也是一种锻炼,有栏杆可扶,不必撑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费力,上下多了又担心摔倒。每天上下楼各两次,早晨起来下楼,吃过中饭上楼,午睡后下楼,晚上八九点钟再上楼。在楼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

刚回家的时候我还重视锻炼,晚上早早上楼,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觉得有一些进步,自己也相当满意。但是过了十多天又听人说,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于劳累。自己正感到有点吃不消,就放松了锻炼。感冒以后,精神不振,有个短时期我甚至放弃了锻炼。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我不能不经常走动。只要坐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感到跌伤的左腿酸痛,坐上两三个小时心里便烦躁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面。

幸而我没有停止走动和散步,否则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会走路了。

除了这些“锻炼”,我还求助于一位伤科大夫,他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玻他还替我出主意,提建议,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正是听从他的意见,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经科门诊,最后又作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疗。我还听他的劝告到医院打过多种氨基酸的针药,打了两个疗程,效果很好。我应当感谢他。关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重新拿起笔续写《随想录》大约在回家后的一个半月。

我整天在楼下活动,大半在太阳间里。这里原先是走廊,我摔伤后住院期间给装上玻璃门窗,成了太阳间。坐坐,走走,会见探病的亲友,看看报纸,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没有扶手我就起不来。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得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划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作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作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

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断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装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装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尾声: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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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巴金自传的编辑意图和编辑方式,都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来做的。去年夏天,济访兄便将这套作家自传丛书的编辑计划告诉我,希望我能承担《巴金自传》的编眩征得巴老同意后,我决定着手编辑,本来以为这是件并不困难的事,可是偏偏好事多磨,没过多少时间,我在武夷山伤了腰,不久又患了心脏病,不得不把许多手边的事推迟了。这也是其中的一件。

但虽然拖了一些时候,书仍是按我的心意编出来了。巴老一生写过许多谈自己的文章,最重要的有散文集《忆》、《黑土》,创作谈《谈自己的创作》和《创作回忆录》;其他还有多种关于国内外旅行采访的随笔、游记;在他晚年写出的一篇篇怀念亲友的散文中,也谈到了自己在一些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想感情。这些文章汇编起来,将是一部内容庞杂的“精神自传”。但现在这本“自传”,显然不能包罗这一切文献资料,它只是一本简单突出这位现代作家思想创作历程的文录,主要反映了作家的三个方面:生活、创作和精神。收在文集中的有些篇章,如《给E·G》、《我底眼泪》、《给一个敬爱的友人》、《“文革”博物馆》、《没有神》等,虽然不是直接的作家自传,却代表了一定历史环境下作家的真实思想内容,也可以看作是作家的精神自传文录;也有些篇章,主要是有关创作的回忆,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何况通过作家对创作环境的描述,我们大致也能了解作家的生活故事。

我一向认为,编辑也是一种有思想的工作,不仅在编辑刊物或者丛书,即使在编选大师的文章里,也一如其他编辑工作,有着别人不可取代的主体因素。我力图编出的巴金形象符合我对巴金的理解。根据这一原则,我把巴金的一生分作十个单元。前七辑的构思基本上与我写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一书相吻合:在巴黎的生活,巴金除了回忆写作以外极少回忆别的内容,我取了两篇非回忆性的文学作品作为补充,从中也可看到作为一个青年安那其的战斗风貌。在三十年代的创作生涯里,除了选一系列创作回忆录外,特地选入了那篇著名的《〈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虽然长,却极为难得地保留了巴金对他的安那其同志的战斗生活的描述,这部小说后来一直被人指责为作家脱离生活写出来的,其实从这篇长序中我们不难看到,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多都有着生活的原型,它正反映了巴金在三十年代离开了政治舞台后对以往战斗生活的怀念和思考,由此也可了解巴金当时的真实心理状况。为了强调这一点,我在第五辑、第六辑里都有意表现了这一层意思。《南国的梦》所选的两篇回忆是巴金对国内同志们的工作的理解;《日本之旅》所选的文章是巴金对国际同志的态度,这些文章与第四辑中的《给E·G》一起,真实地反映出巴金在三十年代的精神风貌。第八、九、十辑三辑是我对巴金后半生的理解,也是我准备我的《巴金传》后半部分续写的基本框架,所以我故意回避了一些作家当年言不由衷而歌功颂德的文章和回忆,也删除了对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生活场景的描写(如出访等),我突出作家在这一时期内的心理矛盾和心理痛苦,虽然这些文章都录自他后来的反思,但我以为,它们更加接近巴金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尤其要提到收在第八辑中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这是巴金在五十年代以后写的最有生命力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在他的思想连贯性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集所收的各篇文章,大都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但也有个别文章是直接录自初刊文。这里不一一说明了。

陈思和

1995年3月19日于黑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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